所谓社会，动态地看，就是指社会活动，无非是财富活动与非财富活动之和。

新情况是土地负财政——政府以征地权负债，给城市留下一堆未来偿付的债务。譬如上世纪50年代末吃了大跃进的亏，只好把2000多万城镇人口赶回农村，随后通过户籍、粮食、就业和福利等一系列制度，把城乡之间的门关上了。

中部地区一个中心城市的人大还不错，提出可以背书，不过政府是不是将总债务情况拿到人大来报告一下，并且新增债务究竟怎么用，也要到人大来过一过。再工业化有一条经验，就是在国家工业化的进程里，大手增加民办的元素、增加市场的元素。如果拿工业化的经验来参照，现行的城市体制，比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体制，似乎更依赖于行政权力、行政命令和行政审批。像近代的老大中国，活活就是被船坚炮利打醒的。政府管不了，流动人口只能靠自己管，市场化解决。

要承认，城市出错的迹象，现在已经不少。低压电器也有过国家部署，在遵义、上海、西安布了三大块，最后加在一起，还不如一个温州。问题是如何因势利导，推动改革向实质方面突破，而不是仅仅停留于一种口号。

例如，收入分配改革方案，有些部门不赞成就缩回来了。为什么城乡收入差距过大？关键在于农民土地产权体系中某些权利的缺失。要选好突破口，一个一个地突破，而不停留在一般口号。应该为民资提供进入垄断行业的机会，同时我们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也需要改革，这涉及到分红权和收益权的问题。

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个人觉得，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恐怕还是权贵主义。从中国的土地征地就可以看出来，征地矛盾中表现出来的问题是产权未能到位。

我曾提出一个社会共生论的观点。怎么办？首先要解决农民的土地产权问题，要确保农民对土地的占有、使用、支配和收益的权利。第五个问题，怎样突破固化的既得利益格局？深化重要领域改革，将会遇到一些障碍，其中，固化的利益格局的障碍可能是最大的障碍。常修泽：我提出五个问题与大家讨论。

底下越民粹以后，上面的权贵也更厉害，甚至专权。如何共生？我有三句话：第一，穷人不能再穷。但是，讲这些，与民粹主义是两码事。二是要解决资源产权制度问题。

现在，我个人觉得，我们现在某些政府部门实际上或多或少已经被利益集团所绑架，我认为这不是个别的现象，某些部门在相当大程度上代表了它这个部门所属的利益。这两个东西是恶性互动的。

攻坚克难呐，这场攻坚战将会打得十分艰苦。三是垄断性行业改革问题。

会议由中国改革20人论坛组委会主办。要尽可能减少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破坏，必要时应采取壮士断腕的举措。第三，中产不能受挤压。当然，民粹主义也值得注意。第四个问题，收入分配不公的深层产权问题怎么解决？从实践分析，中国收入分配的要害之一在于产权问题。这就是高收入阶层、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。

前两年，我到南美去考察，发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规律性现象：上面是权贵，底下是民粹，上面越权贵，刺激底下越民粹。应当承认，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，也是中国改革的真正主体。

根据我对垄断性行业投资结构的分析，产权结构多元化和平等竞争问题并没有实现。这是中国的煤老板、矿老板暴富的原因。

中国怎么样排除两种倾向的干扰？应该清醒认识，前者主要是反的问题，后者，也要防止一些国家出现的民粹陷阱问题。虽然法律规定农民有土地的所有权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，有很多权利，如支配权、处置权等是虚置的。

改革，也要靠实干才能兴邦。三是垄断行业经营权制度问题。进入 常修泽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改革 。那篇文章讲了三个大屋顶。

尤其是新阶段的改革，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，更是13亿人自己的事业。首先是探矿权和采矿权转让的价格较低。

现在，中国社会已经分化，虽然尚未完全定型，但三个阶层的雏形已经出现。更值得深思的是，部门利益为什么打不破？恐怕有更高层的问题。

其中的一小部分人，期望从这种未完成的改革状态中获得好处。二是资源产权严重的缺失。

编者按：中国改革20人论坛——收入分配及相关领域的改革座谈会于12月23日在北京金融街举办。中共十八大之后四十多天，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到广东强调改革开放之后，改革舆论开始升温，受此激发，社会各界对改革的期待值明显提升。近年，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一些事件，包括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、伦敦的骚乱以及阿拉伯世界一系列变化。这里需要做的事情很多，托克维尔不是有本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吗？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改革和革命正在赛跑，要讲实质性，太虚了就会很麻烦

政府对这个问题清楚了吗？我想并不是很清楚。发国债是用于政府投资。

如非典时期，我们的政府调控非常有效。既然政府要主导调整结构，那么事先必须知道什么样的结构是合理的结构。

政府的投资什么、不投资什么，应该严格按政府的职能来确定。因为市场瞬息万变，而政府并不是神仙，不会先知先觉，不可能提前知道市场将来的变化。